野草叢劇社

在這個喧鬧吵嚷的演出季，無數名目的表演藝術團體、流派紛至沓來，而在遠離了各種嘉年華或馬拉松式令人應接不暇到身心俱疲的戲劇節的地方，一個寂寞無聞的小戲卻在悄然上演。正如這個劇團的名字所顯示的，它不過是一叢野草，生長在常常被人遺忘在石縫牆角，一任風吹日曬雨淋，然而根卻扎得很深。

2014年10月10、11日，在北京東郊皮村的新工人劇場，台灣野草叢劇社演出了宣告它成立的第一個戲：《化外之民》。這個劇社的成員大多是來自台灣“差事劇團”和帳篷劇行動集體“台灣海筆子”，團長阿明（朱正明，在這部劇中扮演男主人公“廖委”）更是台灣小劇場界的老運動員了，今年正好是他投身劇場20周年的時刻，野草叢劇社的成立和這部戲的上演，對他都是最好的周年紀念。皮村的新工人劇場對這些台灣戲劇­界的伙伴們來講是一點也不陌生的。劇場的主體結搆就是2007年櫻井大造帶領東京野戰之月和台灣海筆子在這裡演出《變幻 痂殼城》之後留下來的木結構帳篷。2010年夏阿明跟隨鐘喬的“差事劇團”在這裡演出了《江湖在哪裡？》，而緊隨其後，小段（段惠民，《化外之民》的編劇、導演）也參加了北京“臨·帳篷劇社”在這裡演出的《烏鴉邦²》。這次戲的女主演關晨引更是長期在皮村打工者之家從事志願性的社會服務工作，所以她扮演的“盼盼”一角在一場穿插的歌舞秀中便向台下的父老鄉親自報家門：“大家還記得我嗎？我現在是盼盼，是朝思暮想、等啊等盼啊盼終於又再來到皮村的盼盼。”

《化外之民》講的是台灣一工地守衛廖委和大陸貧苦女子盼盼做“人頭老公”、“人頭老婆”的故事，他們假結婚以維持和改善各自的生活，廖委有病重在床的父親需要人來照顧（這一情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源自阿明自己與父親的關系），而盼盼背井離鄉來到台灣，只盼望能一朝翻身，好讓自己和年幼的兒子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個劇本耐人尋味之處是在於，它在面對底層民眾生存處境的時候並沒有做片面的簡單化和理想化，而是把其中那些複雜性和矛盾性盡其可能地展現出來。工地守衛的角色設置就很有趣，從一開始劇情就明確交待他身處工人和老板之間，他的工作崗位本身就體現着那條維系社會秩序的界線，而這條界線是富於彈性的，時常搖擺彎折，甚至左右逢源、見風使舵也成了他慣習性的存身之道，具體站在什麼位置、說什麼樣的話，全要視他所承受的各方壓力而定。在這樣一個現實的也是戲劇的情境中，廖委本人卻被掩沒在了這片灰色地帶之中，社會秩序的守衛者被那條界線本身所覆蓋，使他變成一種特別的不可見的“化外之民”。盡管劇情是以台灣為背景的，但由於在北京的皮村演出，又不無巧合地與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發生勾連：特別是在反恐局勢日益嚴峻、APEC會議（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二十二次非正式會議）召開在際的時刻，北京街頭各種安檢、警戒措施的強化，尤其是保安制服翻新、統一着裝，都使這一本來就飽受爭議的社會職能群體重新變得刺目起來。然而，這一社會群體中的大多數也都出身低微，只因披上一身“灰狗”的外皮就變成了單純功能性的存在，他們自身的生存境況如何，往往是不被考慮的，而現在黑色的統一制服使他們在外觀上看更加接近警察，從而擴大了這種功能性存在對於他們個體生命的覆蓋。

作為一齣民眾戲劇，《化外之民》在演出形式上的一個集中嘗試，就是要努力做到真正讓底層勞動者喜聞樂見。演出借鑒了台灣1980年代盛極一時的歌廳秀的表演形式，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不難讓人回想起當時大紅大紫的歌廳秀明星廖峻和澎澎。在中國大陸的文化語境裡，二人轉或滑稽戲也為來自天南地北的皮村觀眾提供了形式參考，所以對於他們，這樣的表演也是備感親切而毫無違和感的。阿明和晨引兩位演員在這個戲中拿出了他們的看家本領：踩高蹺、火舞和綢吊。劇情中，廖委為幫助老板賣房，裝扮成小丑模樣，每天踩着高蹺走上街頭去發放售樓廣告（這個情節似也隱含着與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的出道之作《兒子的大玩偶》的互文關系）。扮丑弄乖本來是很辛酸的一件事，但為生計又不得不強做歡笑。盼盼的綢吊也是如此，在高難度的攀爬雜技中，女主人公仿佛煥然一新，瞬間洗脫滿臉愁容，在短暫片刻實現自己高飛的夢想的同時，也為觀眾盡情奉獻上自信的喜悅。這樣，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反差由此就被傳遞給了欣賞着他們表演的觀眾。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絕活兒表演並沒有被當做單純的炫技，而是同戲劇的核心表達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火舞因客觀條件限制沒有辦法在新工人劇場中實現，阿明就以兩端發光的棍子代替，但這也正好呼應了他在劇中只能做人頭老公、實際仍是“光棍”一根的身份。男女主人公交替踩上高蹺，提供了一幅令人一目了然的社會階層地形圖：廖委盡管在外面是靠扮小丑掙命，回到家來面對他的人頭老婆，卻仍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在涉及兩人原有地位的高下時，他甚至會說：“讓你扶我比我摔個狗吃屎還丟臉！”而當他在演砸了的苦肉計裡被黑社會打傷腿之後，只好由盼盼接替他的工作，兩人的位置又發生了顛倒，就輪到這個大陸新娘占據上風了。後來，兩人決定共體時艱、同舟共濟，搭檔來到中國大陸各地進行工地秀的表演，在那裡，高蹺和綢吊的向上攀爬并不意味着出人頭地、高人一等，相反，它更明確了他們和皮村的觀眾都同屬其中的底層民眾為避免被拖拽着沉入生活的泥淖而奮力掙扎的意象。

在全劇結尾的時刻，那象徵着歷史中被抹滅的死者幽靈的肉靈芝（太歲），不知什麼緣故懸在了高處，它仿佛召喚着緊緊抓住大地的野草拼命昂頭向上生長，這種微末而堅韌的生命力一躍而出，瞬間化身為沿着綢吊向上攀爬的盼盼。劇中借用魯迅的《野草》來做這核心的闡發：“我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然而，除了野草，還有沙，“一粒粒最逆來順受、最等而下之的散沙也是野草的兄弟，兄弟們四處飛散再四處聚集，團結起來讓野草蔓延着。”這些散沙從懸掛肉靈芝的劇場頂部澆灌而下，它們重新團結凝聚，要在這野草叢生的大地上匯集，把無數眾多的像孤島般似的個體重新捏合在一起，仿佛是聚沙而成的鑄模一樣，鍛造出新的生命。